目的 评估排除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的改良版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XI）评分对老年心脏瓣膜术后患者长期全因死亡率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3年1—12月于医院接受心脏瓣膜手术的263例老年患者（≥ 65岁）。根据术前总胆红素及血肌酐计算MELD-XI评分，并获取其长期生存状态。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确定的最佳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低值组（≤ 11.82）和高值组（> 11.82）。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ELD-XI评分与长期随访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并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亚组分析进行验证。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7.9年，共60例患者死亡。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MELD-XI评分每增加1分，死亡风险增加9%（HR = 1.09， 95%CI：1.03 ~ 1.16，P = 0.002 4）。高值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低值组（HR = 2.36，95%CI：1.29 ~ 4.35， P = 0.005 6）。亚组分析显示，MELD-XI评分的预测价值在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中一致（交互作用P均> 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证实高值组累积死亡率高于低值组（Log-rank P = 0.000 52）。 结论 术前MELD-XI评分是老年心脏瓣膜术后患者长期死亡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评分越高，预后越差。

目的 分析神经重症患者肠内营养喂养不耐受（enteral nutrition feeding intolerance，ENFI）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为临床早期识别ENFI高风险患者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医院2023年7月至2025年7月神经重症的248例行肠内营养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立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DCA）验证模型性能。 结果 神经重症患者ENFI的发生率为67.3%，多因素分析显示，ICU住院时长（OR = 1.136，95%CI：1.043 ~ 1.238）、机械通气（OR = 2.831，95%CI：1.168 ~ 6.858）、目标温度管理（OR = 3.595，95%CI：1.709 ~ 7.565）、联用多种（2种以上）镇静剂（OR = 2.786，95%CI：1.102 ~ 7.045）、使用利尿剂（OR = 3.692，95%CI：1.535 ~ 8.876）是发生ENFI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下面积为0.851（95%CI：0.802 ~ 0.900，P < 0.001），灵敏度与特异度均衡分别为90.4%和57.6%，DCA曲线进一步证实该模型具有临床实用性。 结论 本研究纳入目标温度管理、多种镇静药物联用等神经重症专科变量，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性能良好，可作为预测神经重症患者ENFI风险的工具。

目的 探讨数字智能化诊疗技术联合护士全程参与辅助决策在肝胆外科四级手术术前医患沟通中的应用效果，并分析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患者术前焦虑及沟通满意度的影响，明确沟通方式与术前焦虑的相关性及独立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2022年1月至2025年12月期间一共纳入146例符合条件的患者并分为数智化组与传统组。在数智化组，护士全程辅助患者手术决策，研究团队将患者术前带入设有数智化三维模型海报科普介绍、患教工具及显示屏的谈话间，结合依据患者影像学数据制作的个体化三维模型进行术前谈话，在模型上展示手术方案及流程；传统组则仅采用常规术前谈话方式。两组患者填写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对其术前焦虑状态进行评估；填写自制沟通效果问卷评价沟通效果与谈话满意度。并按性别、受教育程度进行亚组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沟通指标与焦虑的相关性，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术前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数智化组患者术前SAS评分37.5（32.5，43.8）显著低于传统组SAS评分51.3（50.0，5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数智化组患者在沟通效果评分13.0（12.0，15.0） 显著高于传统组12.0（12.0，1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性别、受教育程度亚组分析显示干预效果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沟通指标与SAS评分呈负相关，沟通方式是术前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OR = 33.261，P < 0.001）。性别、受教育程度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将数字智能化技术联合护士全程参与辅助决策融入肝胆外科四级手术术前沟通流程，可降低患者术前焦虑水平，提升医患沟通质量与患者参与决策的效能。

目的 探究并对比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与亚肺叶切除术治疗肺部亚厘米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肿瘤最大径≤ 1 cm）患者临床疗效及对围术期指标和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纳入2018年5月至2024年5月138例肺部亚厘米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队列分析，根据手术治疗方式差异分为肺叶切除组（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治疗，67例）与亚肺叶切除组（电视胸腔镜下亚肺叶切除术治疗，71例），比较两组手术疗效及围术期指标、肺功能指标及术后并发症，并统计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亚肺叶切除组及肺叶切除组手术疗效及术后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亚肺叶切除组围术期指标优于肺叶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肺叶切除组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高于亚肺叶切除组（P < 0.05）。亚肺叶切除组术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最大自主通气量（MVV）和FEV1/FVC高于肺叶切除组（P < 0.05）。两组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对于亚厘米NSCLC，与电视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相比，电视胸腔镜下亚肺叶切除术在保证同等短期肿瘤学疗效及生存期的前提下，能够显著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创伤、加速术后康复，促进术后肺功能，并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目的 探究肺部磨玻璃结节（GGN）高分辨CT征象与肺腺癌病理分型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1年10月到2025年10月黄河三门峡医院接收的104例经病理证实的GGN患者进行研究。依据WHO肺腺癌病理分类标准，将患者分为浸润性腺癌（IAC）组、微浸润性腺癌（MIA）组、原位腺癌（AIS）组以及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AH）组。对比各病理分型患者的基线资料与临床指标、HRCT征象特征、HRCT定量参数；对比IAC各亚型（附壁型、腺泡型、乳头型）HRCT征象特征及定量参数；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IAC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HRCT特征对IAC的诊断价值。 结果 IAC组分叶征占比、毛刺征占比、界面清楚毛糙占比、空泡征、支气管截断征、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占比显著高于MIA组、AIS组及AAH组（P < 0.05）。IAC组结节最大径、CT值、体积与质量均显著高于MIA组、AIS组及AAH组（P < 0.05），而相对CT值则显著低于其他3组（P < 0.05）。3组IAC各亚型HRC定性特征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附壁型组CT值、体积、质量显著低于腺泡型组与乳头型组（P < 0.05），而相对CT值显著高于腺泡型组与乳头型组（P < 0.05），且腺泡型组CT值显著低于乳头型组（P < 0.05）。结节最大径、CT值、体积均为IAC发生的影响因素（P < 0.05）。分叶征、结节最大径、CT值、体积预测确诊IAC的AUC为0.668、0.929、0.827、0.909，联合预测AUC为0.992，敏感度97.01%、特异度75.68%，预测价值更高。 结论 肺部GGN高分辨CT征象与肺腺癌病理分型相关，其中IAC患者以结节最大径、CT值、体积偏大，且分叶征为著，且该类患者CT征象与非IAC存在明显差异；另外，CT定量参数与征象还能为临床鉴别IAC病理亚型分型提供参考。

目的 对比烟囱EVAR（ch-EVAR）与开窗EVAR（f-EVAR）治疗肾旁腹主动脉瘤（PAAA）的中期疗效，探讨基于解剖特征的术式选择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1年12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收治的95例PAAA患者临床资料，其中ch-EVAR组52例，f-EVAR组43例。比较两组技术成功率、围手术期并发症及36个月随访结果。采用ROC曲线分析两组患者解剖参数（扭曲指数与计划重建分支数量）的分布特征。 结果 ch-EVAR组与f-EVAR组技术成功率分别为98.08%和97.67%（P > 0.05）。f-EVAR组计划重建内脏动脉数量多于ch-EVAR组［（2.19 ± 1.22）条 vs. （1.23 ± 0.58）条，P < 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两组扭曲指数的分布区分阈值为1.08（AUC = 0.925），重建分支数量阈值为1.5条（AUC = 0.726）。f-EVAR组术后即刻Ⅲ型内漏发生率高于ch-EVAR组（16.28% vs 0.00%，P = 0.003），但总体内漏发生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平均随访（35.4 ± 24.2）个月，两组累积生存率、免于非PAAA相关死亡率及免于二次手术干预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ch-EVAR与f-EVAR治疗PAAA的中期疗效相当。基于本中心回顾性数据，对于扭曲指数< 1.08且需重建≥ 2支内脏动脉者，可倾向选择f-EVAR；对于扭曲指数> 1.08且仅需重建1支分支动脉的高龄患者，ch-EVAR是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案。

目的 探讨配对盒基因8抗体（PAX8）、α-烯醇化酶（ENO1）、人附睾蛋白4（HE4）、神经菌毛蛋白-2（NRP-2）与子宫内膜癌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及其预测患者预后情况的价值。 方法 选取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1月收治子宫内膜癌患者168例，均接受手术治疗，于患者手术治疗结束后开始随访，嘱患者每间隔3个月到门诊随访1次，随访时间截止至2025年11月，失访3例，最终纳入研究165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子宫内膜癌组，中位随访时间为48个月，其中预后不良（出现病灶远处转移、患者死亡、子宫内膜癌复发等任意一项即可判断为预后不良）35例作为预后不良组，剩余130例作为预后良好组。同期选取165例良性子宫内膜疾病患者作为良性子宫内膜疾病组，165例健康女性作为健康对照组。比较各组间临床资料、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不同病理特征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利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与子宫内膜癌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将预后不良组患者作为阳性病例，预后良好组患者作为阴性病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对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结果 子宫内膜癌组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均高于良性子宫内膜疾病组、健康对照组，良性子宫内膜疾病组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05）。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为Ⅲ—Ⅳ期、分化程度为低分化、肌层浸润≥ 1/2、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均高于FIGO分期为Ⅰ—Ⅱ期、分化程度为中高分化、肌层浸润< 1/2、无淋巴结转移患者（P < 0.05）。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与FIGO分期、肌层浸润、淋巴结转移均呈正相关，与分化程度则呈负相关（P < 0.05）。预后不良组患者的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均高于预后良好组（P < 0.05）。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联合检测预测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高于各项单独检测（P < 0.05）。 结论 血清PAX8、ENO1、HE4、NRP-2水平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呈现异常表达，与其病情严重程度关系密切，且联合检查预测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目的 探究脱氢卡维丁（dehydrocavidine， DHC）单药不同剂量对人肝细胞癌Huh7细胞体外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及小鼠肝癌Hep1-6细胞体内成瘤能力的影响，同时明确DHC与索拉非尼的抗癌效果差异及联合用药的协同效应，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采用0.1、0.2、0.3 mg/mL 梯度浓度DHC处理人肝癌Huh7细胞，通过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结合平板克隆、细胞划痕及Transwell实验分别评价细胞克隆形成、迁移与侵袭水平。将对数生长期Hep1-6细胞悬液皮下注射至BALB/c-nu裸鼠右侧腋窝，建立肝癌皮下移植瘤模型；待肿瘤体积生长至约30 mm3时，将移植瘤裸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及DHC低、中、高剂量组，开展DHC单药剂量效应体内研究；在明确DHC有效作用剂量基础上，进一步设置对照组、DHC单药组、索拉非尼单药组、DHC与索拉非尼联合组，进行药物单独干预及联合药效对比实验。各组均采用隔日腹腔注射方式规律给药，实验期间定期测量肿瘤长径与短径，并计算肿瘤体积，同时持续监测裸鼠体质量变化。 结果 DHC对Huh7细胞增殖呈浓度时间依赖性抑制（P < 0.05），各浓度组划痕愈合宽度、克隆形成数、穿膜细胞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体内的单独给药实验中，DHC各剂量组移植瘤体积显著小于对照组（P < 0.05），且呈剂量依赖性；联合用药实验中，DHC和索拉非尼组、DHC单独组、索拉非尼单独组移植瘤体积均显著小于对照组（P < 0.05）。各组裸鼠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无明显毒性。 结论 DHC可剂量依赖性抑制人肝癌Huh7细胞的体外恶性表型及小鼠肝癌Hep1-6细胞的体内成瘤能力。

目的 通过检测直肠癌化疗耐药患者外周血中circGAS5的表达水平，探讨该环状RNA（circular RNA， circRNA）在直肠癌化疗耐药中的作用及其诊断化疗耐药的临床价值。 方法 首先通过circRNA芯片测序筛选与直肠癌化疗耐药相关的靶点circGAS5，进一步在肿瘤细胞中采用CCK-8法和克隆形成实验探讨其对直肠癌化疗耐药恶性表型的影响。临床研究纳入44例直肠癌化疗耐药患者与108例化疗敏感患者，采用微滴式数字聚合酶链式反应（ddPCR）检测患者血浆中circGAS5的表达水平。运用t检验、χ²检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等统计学方法，分析circGAS5与直肠癌化疗耐药之间的关系。 结果 体外实验结果显示，在化疗耐药的细胞及其培养基中，circGAS5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且其结构稳定性强。临床数据分析显示，直肠癌化疗耐药患者血浆中circGAS5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化疗敏感患者（P < 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血浆circGAS5高表达是直肠癌化疗耐药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3.41，95%CI：2.15 ~ 5.41，P < 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其诊断效能，结果显示曲线下面积（AUC）为0.827 9，且亚组分析中AUC保持稳定，提示circGAS5具有稳健的诊断价值。功能实验表明，circGAS5可诱导直肠癌细胞化疗耐药恶性表型的进展。 结论 circGAS5可能作为一种有前景的外周血生物标志物，在直肠癌化疗耐药的评估中发挥潜在作用。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二氧化碳（CO₂）激光与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治疗有生育需求的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2级（CIN2）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疗效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1年11月至2024年6月期间经病理确诊的267例CIN2患者，其中154例接受CO₂激光治疗，113例接受LEEP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指标、术后6个月及12个月的病灶缓解率、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转阴率和宫颈细胞学（TCT）转阴率，并按年龄和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类型进行分层分析，同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疗效的因素。 结果 CO₂激光组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时间、恢复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费用方面均显著优于LEEP组（P < 0.05）。然而，在术后6个月和12个月，LEEP组的病灶缓解率均显著高于CO₂激光组（79.65% vs. 68.83%，P = 0.045； 78.76% vs. 66.23%，P = 0.022），且术后6个月的HPV总转阴率也更高（80.53% vs. 70.13%，P = 0.047），但至术后12个月时两组HPV转阴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层分析显示，LEEP在25 ~ 45岁年龄段患者中早期疗效优势更明显。多因素分析证实，HPV多重感染是影响术后病灶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治疗方式本身并非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CO₂激光在微创性、恢复速度和成本控制方面优势突出，而LEEP术在育龄期患者中能实现更快的早期病灶清除。临床决策应综合考虑患者年龄、HPV感染状态及个体化需求，HPV多重感染患者需加强术后监测。未来需开展长期随访的前瞻性研究以验证结论。

目的 探讨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参数联合组织富含半胱氨酸酸性分泌蛋白样1（SPARCL1）及血清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胸苷激酶-1（TK-1）评估原发性肝癌临床价值及预后的多因素模型。 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4年8月医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213例（观察组）及同期因肝硬化、肝血管瘤、肝囊肿等良性肝脏疾病接受手术或住院治疗的患者213例（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增强CT参数（动脉期强化差值、静脉期强化差值）及SPARCL1（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VEGF、TK-1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评价各指标单独及联合对肝癌的诊断效能。观察组均接受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术后随访1年，数据缺失4例。按预后情况分组，其中156例预后良好组、53例预后不良组。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后相关因素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 结果 观察组和预后不良组静脉期强化差值、SPARCL1 mRNA水平分别低于对照组、预后良好组（P < 0.05），动脉期强化差值、VEGF、TK-1水平分别高于对照组、预后良好组（P < 0.05）。增强CT参数联合SPARCL1、VEGF、TK-1检测诊断原发性肝癌的AUC值高于各指标单一检测（P < 0.05），敏感度为76.06%、特异度为81.22%。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低分化程度（OR = 3.284，95%CI：1.886 ~ 5.718）、肿瘤Ⅲ—Ⅳ期（OR = 2.793，95%CI：1.486 ~ 5.249）、淋巴结转移（OR = 2.702，95%CI：1.224 ~ 5.965）、动脉期强化差值大（OR = 2.702，95%CI：1.182 ~ 6.179）、VEGF水平高（OR = 2.423，95%CI：1.279 ~ 4.590）、TK-1水平高（OR = 2.344，95%CI：1.264 ~ 4.347）均为原发性肝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均P < 0.05），静脉期强化差值大（OR = 0.379，95%CI：0.189 ~ 0.762）、SPARCL1水平高（OR = 0.360，95%CI：0.151 ~ 0.858）均为原发性肝癌患者预后不良的保护因素（均P < 0.05）。据此构建危险因素模型，logit（P） = 0.867 + 1.189 × 分化程度 + 1.027 × 肿瘤分期 + 0.994 × 淋巴结转移 + 0.994 × 动脉期强化差值 - 0.969 × 静脉期强化差值 - 1.021 × SPARCL1 + 0.885 × VEGF + 0.852 × TK-1。根据上述模型计算联合预测概率。以该概率为检验变量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该联合预测模型的AUC值为0.905，敏感度和特异度为81.13%、82.69%，预测价值较高。 结论 增强CT参数与SPARCL1、VEGF、TK-1水平在原发性肝癌及良性肝病患者、TACE术后不同预后患者中存在明显差异，多指标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低分化程度、肿瘤Ⅲ—Ⅳ期、淋巴结转移、动脉期强化差值大、VEGF水平高、TK-1水平高为原发性肝癌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静脉期强化差值大、SPARCL1水平高为其保护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联合预测模型对患者短期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可为临床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慢性滑膜炎、进行性关节破坏及多系统受累为特征。现有药物治疗虽显著改善RA临床结局，但仍面临不良反应、经济负担重及部分患者应答不足等挑战。植物来源细胞外囊泡（plant-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PDEVs）作为一类新型天然纳米载体，兼具内源性活性与递送载体双重属性，且具有源广泛、制备便捷、免疫原性低及安全性较高等优势。近年来，PDEVs在RA治疗中的研究逐渐增多，其在免疫调节、抗炎干预及靶向递送方面的应用价值备受关注，为RA治疗提供了创新策略。该文系统总结PDEVs的结构特征、分离纯化与表征方法，重点综述其在RA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与潜在作用机制，以期为相关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提供参考。

目的 构建基于多维自身抗体指标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器官特异性受累的风险预测模型，并通过时间分割队列对模型性能进行验证，从而为早期识别高危患者提供量化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单中心队列设计，并基于时间顺序进行模型构建与验证。开发队列纳入SLE患者170例；采用同院时间分割选择60例作为时间外推验证，按预先制定标准将器官/系统受累（二分类）定义为：浆膜、肾、肺、皮肤、血液、关节及肝功能受累。先行单因素比较（χ2、t检验或Mann-Whitney U）筛选候选变量，继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识别独立关联因素。模型性能通过ROC/AUC、灵敏度/特异度与Youden指数评估，采用分层10折交叉验证检验稳健性；校准以Hosmer-Lemeshow检验与Brier分数评价，决策曲线分析（DCA）用于评估临床效用。 结果 170例SLE患者器官受累分布为：血液79.41%、肾51.76%、肺51.17%、皮肤38.82%、关节33.53%、肝功能19.18%、浆膜18.02%。多因素回归显示抗-P0与抗-NUC与浆膜受累相关；抗-Ro52与肾脏受累相关；抗-dsDNA、ln（年龄）与ln（病程）与皮肤受累相关；抗-nRNP/Sm与血液受累相关；抗-NUC为关节受累独立危险因素，而抗-AMA-M2为独立保护性因素。模型判别力：各器官特异性模型AUC介于0.60 ~ 0.80；总体模型（全样本）AUC = 0.88（95%CI：0.81 ~ 0.94）；分层10折交叉验证平均AUC = 0.86（95%CI：0.78 ~ 0.93）。开发与验证队列的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均 > 0.10，Brier分数 ≈ 0.12。DCA显示在预测阈值约10% ~ 50% 时模型具有净获益。 结论 基于多维自身抗体指标构建的器官特异性风险预测模型在基于时间顺序划分的验证队列中呈现良好的判别能力与可接受的校准性，提示自身抗体谱可作为SLE器官受累风险分层的辅助手段。

目的 观察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狼疮性肾炎（SLE-LN）患者C4d、补体C3、C4水平的变化特征，分析其在SLE-LN早期诊断、病情评估和预后预测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98例SLE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是否合并LN分为SLE-LN组（38例）和单纯SLE组（60例）。采用ELISA法检测血浆C4d、补体C3、C4水平。检测24 h尿蛋白、血肌酐（Scr）、尿素氮（BUN）、尿酸（UA），计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Pearson相关性分析C4d、C3、C4水平与24 h尿蛋白及肾功能的相关性。对98例SLE患者进行为期12个月的随访，以肾功能变化情况为依据分为预后不良组（肾功能恶化，29例）和预后良好组（肾功能稳定，66例），ROC分析C4d、C3、C4水平对SLE预后的预测价值。 结果 SLE-LN组血浆C4d水平显著高于单纯SLE组，C3、C4水平显著低于单纯SLE组（P < 0.05）。SLE-LN组24 h尿蛋白及Scr、BUN、UA水平均显著高于单纯SLE组， eGFR明显低于单纯SLE组（P < 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C4d水平与24 h尿蛋白及Scr、BUN、UA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 < 0.05），与eGFR呈显著负相关（P < 0.05）；C3、C4水平与24 h尿蛋白及Scr、BUN、UA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 < 0.05），与eGFR呈显著正相关（P < 0.05）。预后不良组血浆C4d水平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C3、C4水平显著低于预后良好组（P < 0.05）。ROC分析显示，联合检测的AUC = 0.868，敏感度79.31%，特异度86.36%，对SLE患者预后预测的诊断效能最高。 结论 SLE-LN患者较单纯SLE患者血浆C4d水平升高，补体C3、C4水平降低，与患者24 h尿蛋白及肾功能均有显著相关性；血浆C4d、C3、C4水平联合对SLE患者预后预测的诊断效能较高。

目的 基于临床特征及影像学探讨椎动脉颅内段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选取2021年1月至2025年6月因头晕、眩晕等后循环缺血症状就诊，或接受常规脑血管评估，并同时完成脑-颈动脉超声及CT血管造影（CTA）检查患者216例。以CTA为诊断标准，将椎动脉颅内段狭窄率≥ 50%者纳入病例组（62例），将无狭窄或狭窄率< 50%者纳入对照组（15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超声血流动力学参数及斑块特征。将单因素分析中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病例组椎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及椎动脉舒张末期流速均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5），椎动脉管径显著小于对照组（P < 0.05）。病例组有吸烟史、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偏心型斑块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 < 0.05）。病例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及斑块负荷也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5）。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在以上指标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吸烟史（OR = 3.340，95%CI：1.258 ~ 8.865）、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OR = 2.392，95%CI：1.233 ~ 4.639）、合并高血压（OR = 2.630，95%CI：1.108 ~ 6.242）、合并糖尿病（OR = 2.863，95%CI：1.302 ~ 6.296）、偏心型斑块（OR = 2.649，95%CI：1.398 ~ 5.018）、斑块负荷大（OR = 2.482，95%CI：1.267 ~ 4.861）均为椎动脉颅内段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 < 0.05）。据此构建模型，logit（P） = 0.685 + 1.206 × 吸烟史 + 0.872 × 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 + 0.967 × 合并高血压 + 1.052 × 合并糖尿病 + 0.974 × 偏心型斑块 + 0.909 × 斑块负荷大。当logit（P）> 0.648时，AUC = 0.891（95%CI：0.842 ~ 0.930），χ² = 15.320，敏感度、特异度为83.87%、83.12%。 结论 本研究提示，吸烟史、高血压、糖尿病、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及偏心性、高负荷斑块是椎动脉颅内段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上述指标构建logistic模型拟合良好，对椎动脉颅内段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临床对于具备上述特征的患者，应加强椎动脉颅内段的影像学筛查与风险评估。

目的 基于核因子κB抑制物激酶β（IKKβ）/核转录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探讨藏红花素减轻高糖诱导的肾小球内皮细胞损伤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0、12.5、25、50、75 μmol/L藏红花素处理高糖诱导的人肾小球内皮细胞，通过CCK-8实验筛选藏红花素最佳作用浓度。肾小球内皮细胞随机分为正常组、渗透压对照组、高糖组、藏红花素组、佛波酯（PMA）组、藏红花素+PMA组，除正常组、渗透压对照组外其余各组以高糖诱导，与此同时用藏红花素和IKKβ/NF-κB信号通路激活剂PMA分组处理48 h。通过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细胞骨架；通过CCK-8实验、Transwell实验、原位末端标记法（TUNEL）染色分别检测细胞活性、通透性与凋亡；测定细胞氧化应激与炎症相关因子水平；免疫印迹（WB）检测凋亡、紧密连接与IKKβ/NF-κB信号通路蛋白表达。 结果 与正常组、渗透压对照组相比，高糖组肾小球内皮细胞活性、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occludin蛋白相对表达、闭锁蛋白1（ZO-1）与Bcl-2蛋白相对表达降低（P < 0.05），通透性、凋亡率、丙二醛（MDA）含量、白细胞介素（IL）-6与IL-1β水平、Bax蛋白相对表达、p-IKKβ/IKKβ、p-IκB-α/IκB-α、p-NF-κB p65/NF-κB p65升高（P < 0.05）。与高糖组相比，藏红花素组肾小球内皮细胞活性、SOD与GSH-Px活性、occludin蛋白相对表达、ZO-1与Bcl-2蛋白相对表达升高（P < 0.05），通透性、凋亡率、MDA含量、IL-6与IL-1β水平、Bax蛋白相对表达、p-IKKβ/IKKβ、p-IκB-α/IκB-α、p-NF-κB p65/NF-κB p65降低（P < 0.05）；PMA组各指标变化趋势与藏红花素组相反（P < 0.05）。与藏红花素组相比，藏红花素+PMA组肾小球内皮细胞活性、SOD与GSH-Px活性、occludin蛋白相对表达、ZO-1与Bcl-2蛋白相对表达降低（P < 0.05），通透性、凋亡率、MDA含量、IL-6与IL-1β水平、Bax蛋白相对表达、p-IKKβ/IKKβ、p-IκB-α/IκB-α、p-NF-κB p65/NF-κB p65升高（P < 0.05）。 结论 藏红花素通过抑制IKKβ/NF-κB信号通路激活减轻高糖诱导的肾小球内皮细胞损伤。

目的 探讨血管内治疗前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5-羟色胺（5-HT）/ 5-羟吲哚乙酸（5-HIAA）、3，4-二羟基苯乙酸（DOPAC）/高香草酸（HVA）、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神经生长因子（NGF）水平的影响。 方法 以随机数字表法将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医院收治的174例AIS患者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各87例。对照组给予单纯血管内治疗，研究组在血管内治疗前先接受注射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随后接受血管内治疗，两组治疗后均观察3个月。比较两组疗效、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认知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脑血流动力学、炎症相关指标、血清5-HT/5-HIAA、DOPAC/HVA、BDNF、NGF水平及安全性。 结果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治疗后3个月的总有效率更高（P < 0.05）。与治疗前比，两组治疗后3个月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及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降低，研究组更低；两组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改良Barthel指数（MBI）评分、大脑中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PSV）、舒张末期血流速度（EDV）、平均血流速度（Vm）及血清5-HT/5-HIAA、DOPAC/HVA、BDNF、NGF水平升高，研究组更高（均P < 0.05）。两组安全性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血管内治疗前应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能够有效提高AIS患者疗效，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认知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脑血流动力学，抑制炎症反应，调节代谢平衡，且未明显增加并发症风险，安全性良好。

目的 基于影像学指标分析可变角度零切迹椎间融合器（Zero-PVA）、钛板椎间融合器（CP）两种融合器在单节段颈椎病患者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ACDF）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1年1月至2025年9月于贵州省人民医院行ACDF治疗的204例单节段颈椎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中融合器类型差异，将使用Zero-PVA患者纳入Zero-PVA组（n = 101），使用CP患者纳入CP组（n = 103）。比较两组围术期指标、手术前后影像学指标、Bridwell融合情况、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颈椎 功能障碍指数（NDI），并统计术后3个月内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Zero-PVA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较CP组少（P < 0.05）。术后1周及术后3个月两组颈椎前凸角、融合节段高度、融合节段Cobb角及C_2-7Cobb角较术前增加（P < 0.05），且术后1周及术后3个月Zero-PVA组融合节段Cobb角大于CP组（P < 0.05）。术后3个月两组Bridwell融合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3个月两组JOA评分高于术前，NDI低于术前（P < 0.05），但两组间手术前后JOA评分、ND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Zero-PVA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CP组（P < 0.05）。 结论 在单节段颈椎病ACDF中，Zero-PVA与CP均能有效改善患者颈椎功能，但Zero-PVA在减少术中创伤、改善融合节段Cobb角、促进骨融合及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方面效果更佳。

目的 探讨甘油三酯-葡萄糖（triglyceride-glucose index， TyG）指数与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2025年2月于广东省茂名市中医院心内科因胸闷痛拟诊CHD并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患者临床资料，根据造影结果分为CHD组与非CHD组。以TyG指数水平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Q1、Q2、Q3和Q4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与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评估临床TyG水平与CHD患病风险的相关性及趋势。在校正多元协变量后，对TyG指数进行平滑曲线分析，以评估CHD的风险。同时，基于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汇总数据，采用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MR）分析，以前瞻性视角探究TyG指数对CHD的因果效应，以逆方差加权法为主要分析方法，并辅以多种敏感性分析验证因果关系的稳健性。 结果 临床数据分析发现CHD组参与者的年龄、空腹血糖值、甘油三酯、TyG指数、肌酐、AST、患糖尿病、服用降压药及服用降糖药的比例显著高于非CHD组，而高密度脂蛋白低于非CHD组（P < 0.05）。在调整了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后，相较于Q1组，Q4组的患者罹患CHD的风险显著增加（OR = 3.41，95%CI = 1.41 ~ 8.26， P = 0.006 6）；趋势分析进一步提示TyG指数与CHD风险存在正向剂量-反应关系。MR分析显示，较高的TyG指数与CHD风险有因果关系（OR = 2.00， 95%CI： 1.64 ~ 2.45， P < 0.001）。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临床数据分析和MR证实，较高的TyG指数与CHD风险增加存在正相关及因果关联。该结果揭示TyG指数可以作为识别CHD风险较高个体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 探讨瑞加诺生负荷超声心动图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慢性冠脉综合征（CCS）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 选取2023年10月至2025年6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PCI术后完成瑞加诺生负荷超声心动图检查的CCS患者共113例，按PCI术后6个月内是否发生心血管事件（包括心力衰竭及心肌梗死）再住院或全因死亡分为预后良好组71例及预后不良组42例，比较两组患者负荷超声心动图指标，包括冠状动脉血流速度储备（CFVR）、整体纵向应变（GLS）、左室射血分数（LVEF），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人口学信息及相关病历资料等。经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法（LASSO）回归筛选影响PCI术后CCS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通过logistic回归构建PCI术后CCS患者预后不良预测模型，通过Bootstrap重抽样法对预测模型进行内部验证并采用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的临床实用性。采用协方差分析（ANCOVA）校正年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验证CFVR和GLS对预后的评估价值。 结果 PCI术后CCS患者预后不良组CFVR、GLS均低于预后良好组患者（P < 0.05），年龄高于预后良好组患者（P < 0.05）。LASSO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FVR、GLS和年龄是PCI术后CCS患者预后不良的关键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FVR、GLS降低及高龄是PCI术后CCS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P < 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显示CFVR、GLS、年龄和联合预测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35、0.802、0.607、0.875，内部验证结果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该模型校准度良好并且可显著提升临床净获益率。ANCOVA校正年龄后，预后不良组的CFVR和GLS仍显著低于预后良好组（P < 0.01），进一步证实CFVR和GLS降低是PCI术后CCS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CFVR、GLS降低及高龄是PCI术后CCS患者预后不良发生的危险因素，联合模型评估PCI术后CCS患者预后情况可行性较高。

目的 探讨血液透析患者透析过程中脑血流量变化与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WMHs）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北京世纪坛医院105例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存在WMHs分为WMHs组57例和无WMHs组48例。采用经颅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 TCD）测量透析治疗前后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mean flow velocity， MFV），计算透析中MFV下降率。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WMHs的相关风险因素，探讨MFV下降率与WMHs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评估MFV下降率对WMHs的预测价值。 结果 WMHs组年龄、透析龄、MFV下降率均高于无WMHs组（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FV下降率是WMHs的独立风险因素（P < 0.0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MFV下降率与WMHs的Fazekas评分独立相关；以MFV下降率预测WMHs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06。 结论 血液透析中脑血流下降与WMHs及其程度密切相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大流行早期，住院患者药物治疗长期处于候选药物众多而高质量证据不足的状态。Randomised Evaluation of COVID-19 Therapy（RECOVERY）试验以适应性、多臂、平台化设计，在较短时间内系统评估多种候选治疗，不仅确立了地塞米松、托珠单抗和巴瑞替尼等药物在特定住院患者中的临床价值，也以高质量随机证据否定了羟氯喹、阿奇霉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多种无效干预。该文以RECOVERY为主线，在梳理其关键结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其如何推动住院COVID-19治疗从“广谱尝试”转向“基于疾病阶段、炎症表型、宿主免疫状态及给药时机的分层决策”，并进一步总结其在突发传染病研究中的方法学遗产、临床遗产和循证医学警示。该文认为，RECOVERY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发现若干有效药物，更在于证明突发传染病情境下可以通过嵌入式平台试验快速生成可改变实践的高质量证据，并据此形成动态修正的治疗策略。

重性精神障碍（severe mental disorders， SMD）患者总体寿命较普通人群显著缩短，过早死亡已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但其死因构成与作用机制尚缺乏系统整合。该文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将其归纳为非自然死亡和自然死亡，并指出医疗与照护相关因素在其中的放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SMD在直接死因与高危阶段上的差异，并从生物学、心理行为及社会因素等层面阐释其作用机制。结合上述分析，归纳基于死因与作用机制的分层干预策略。未来可结合队列研究、多学科协作与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与干预的精准性， 进而减轻公共卫生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