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指南旨在贯彻落实《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推动我国结核病防控模式由因症就诊的被动发现向主动筛查转型，系统整合循证医学证据与防控实践，提供科学、系统、可操作的循证依据，提升早期发现率、强化防控策略、促进结核病防治体系的持续优化。本指南明确了四类优先筛查对象：具有肺结核可疑症状但尚未就诊的人群、肺结核发病高风险人群、重点人群及肺结核高发病率地区社区人群，系统评估了症状筛查、影像学检查、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C反应蛋白检测等多种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并针对不同人群开展肺结核主动筛查的方式，提出循证推荐意见。基于证据-决策框架，提出多步骤、联合筛查策略，强调不同人群的差异化筛查路径，突出儿童与成人、免疫抑制人群与普通人群的筛查重点，确保在有限资源下实现早期发现与防控效能的最大化，并提出监测与评估机制，以确保筛查质量、疾病发现效能和资源配置优化。同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应聚焦新型筛查技术的应用、精准风险分层及数字化管理模式，以推动主动筛查策略从“广泛覆盖”向“精准高效”转型。该指南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防治机构提供可操作的循证参考，有助于提升早期发现率、缩短诊断时滞并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妊娠合并结核病是指在妊娠期间罹患结核病或育龄期女性在结核病未愈时出现妊娠。妊娠合并结核病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每年约有20万孕妇罹患活动性结核病，其中大多数来自于高负担国家。随着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的广泛开展，妊娠合并播散性结核病患者明显增加。近年来，多项研究证实，妊娠期结核病早期诊断和规范化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母婴结局，而延误治疗则可能导致血行播散性肺结核或结核性脑膜炎等重症结核病。由于涉及伦理问题，难以开展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缺少相应的循证医学数据。为进一步规范妊娠合并结核病的临床诊治，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中国防痨协会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江西省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南昌医学院难治性结核病诊疗创新团队等组织专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讨论制定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系统指导。

脓肿分枝杆菌复合群（Mycobacterium abscessus complex，MABC）是临床最常见的致病性快速生长非结核分枝杆菌，尤其易累及呼吸道，其快速生长和显著的亚种间耐药差异导致耐药感染治疗困难。本文综述MABC分子耐药机制，包括erm（41）基因介导的诱导性大环内酯耐药、rrl基因突变导致的获得性大环内酯耐药，以及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的靶点突变、修饰酶灭活及外排泵等机制，阐述亚种耐药差异及地理分布特点；总结临床药敏检测原则，强调亚种鉴定与表型、分子分型的整合应用；结合研究进展介绍耐药性MABC感染的多药联合治疗策略及试验性治疗手段，为临床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助力提升耐药性MABC感染诊治水平。

目的 了解密切接触人群的结核潜伏感染现状，探索相关危险因素及其对人群的影响，评估国产AIMTB荧光免疫层析试剂在肺结核密切接触者中检测结核潜伏感染（LTBI）的效能和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连续纳入267例于2024年1—10月在结核科陪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成年家庭密切接触者，排除11例年龄不符或入组后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检测样本，共纳入25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人口学信息和临床信息，进行χ²检验和关联强度分析，由经过培训的实验员对研究对象的血样同步进行AIMTB与QFT-Plus检测，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纳入研究病例样本男97例，女159例，年龄（48.47 ± 14.96）岁，初中及以下人群LTBI检出率高于高中及以上人群，吸烟人群高于不吸烟人群，饮酒人群高于不饮酒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年龄≥ 60岁（OR = 1.800，95%CI：1.00 ~ 3.241）、吸烟（OR = 3.182， 95%CI：1.676 ~ 6.041）是LTBI的独立危险因素。QFT-Plus阳性率为33.6%（86/256），AIMTB阳性率为38.3%（98/256），两种检测方法学阳性一致率可达到93.68%，阴性一致率为93.02%，总符合率90.63%。其一致性强度经Cohen's Kappa系数评估达0.797，提示两种检测方法具有高度诊断一致性。对检出率有显著差异的人群进一步亚组分析发现，两种方法，在不同性别、年龄分层及教育程度下都具有高度一致性，除年龄≥ 60岁组外（0.740），kappa值> 0.75。在ROC曲线分析下显示，曲线下面积为0.989。 结论 在密切接触人群中，吸烟为LTBI的独立危险因素，人群中部分LTBI可归因为吸烟的影响。AIMTB与QFT-Plus在密接者LTBI筛查中呈现高度一致性，且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AIMTB在LTBI的筛查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和公共卫生意义。

目的 分析活动性肺结核（ATB）患者的粪便代谢谱特征，挖掘肺结核新型无创诊断标志物。 方法 以初治ATB患者33例（TB组）和健康人30例（HC组）为研究对象，采集两组新鲜粪便样本，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UHPLC-MS）非靶向代谢组学技术进行检测。通过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筛选差异代谢物（VIP ≥ 1.0、|log₂ FC| ≥ 0.585且P ≤ 0.05），结合KEGG通路富集与聚类分析确定潜在生物标志物，用ROC曲线评估其诊断效能。 结果 共筛选出515个（ESI-： 312；ESI+： 203）差异代谢物，主要富集于嘌呤代谢、胆汁分泌及烟酸与烟酰胺代谢通路。在ESI-模式下，VIP值排名前20的差异代谢物多数在TB组中呈下调趋势，仅PGE₂、N-｛3-［（3，5-二氟苯基）氧］吡啶-2-基｝-4-戊基苯磺酰胺、N'-2-乙酰吡啶-2-羧酰腙、5-羟基吲哚-2-羧酸上调；而在ESI+模式下，VIP值排名前20的差异代谢物除3-乙酰基-2，5-二甲基呋喃和富马酸在TB组中下调外，其余代谢物均显著上调。代谢通路分析结合功能预测，确定3种潜在生物标志物（PGE₂、富马酸和5-羟基吲哚-2-羧酸），其AUC分别为0.911、0.859和0.824，三者联合诊断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AUC为0.957。 结论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差异代谢物主要富集于嘌呤代谢、胆汁分泌及烟酸与烟酰胺代谢通路；PGE₂、富马酸、5-羟基吲哚-2-羧酸的联合诊断模型均对肺结核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 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预测模型，用于肺癌与肺结核的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3年5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就诊的585例患者临床资料，年龄14 ~ 90岁，其中男457例，女128例。根据临床最终诊断结果，将585例病例分为肺癌组和肺结核组。比较两组病例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的差异。运用Lasso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肺癌与肺结核鉴别诊断的特征变量。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并对重要预测变量因素进行排序。构建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ROC曲线分析比较随机森林模型和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 肺癌组血清肿瘤标志物CA125、CEA、CYFRA21-1、NSE、SCCA明显高于肺结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Lasso/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肺癌与肺结核鉴别诊断的特征变量为性别、年龄、CA125、CEA、CYFRA21-1、NSE、SCCA。通过随机森林模型对特征变量进行重要预测变量排序，依次为CYFRA21-1、CEA、SCCA、NSE、CA125、年龄、性别；Lasso-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YFRA21-1、CEA、NSE水平和年龄是区分肺癌与肺结核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随机森林模型和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鉴别诊断肺癌与肺结核的AUC、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约登指数分别为0.938、90.38%、87.50%、0.888、0.779和0.958、86.54%、92.19%、0.879、0.787。 结论 肿瘤标志物CA125、CEA、CYFRA21-1、NSE、SCCA检测在肺癌和肺结核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构建的随机森林模型和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均能很好地区分肺癌和肺结核；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CYFRA21-1、CEA、NSE水平和年龄是鉴别肺癌与肺结核的独立危险因素。

根据新版甲状腺肿瘤病理分类，滤泡源性肿瘤（FDN）涵盖良性、低风险及恶性亚型，其中恶性FDN（主要包含甲状腺滤泡癌及嗜酸细胞癌）预后显著劣于前者。然而，目前超声风险分层系统及穿刺活检对FDN均难以实现精准的良恶性鉴别。近年来，超声造影与弹性成像等其他超声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为FDN的术前良恶性鉴别提供了可能，已涌现出大量相关研究尝试解决FDN的术前鉴别这一热点与难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就不同模态的超声技术对FDN诊断的难点及研究进展作综述。

目的 探讨手机水平仪联合激光引导装置在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历史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3年10月至2025年7月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收治需进行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患者共60例（男45例，女15例），年龄（72.90 ± 8.82）岁， CT引导下肺穿刺患者的3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应用手机水平仪辅助的30例患者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同轴针进针次数、气胸发生率、出血程度、穿刺时间及穿刺角度等指标。 结果 观察组同轴针进针次数显著少于对照组［1.00（1.00，2.00）次 vs. 2.00（2.00，3.00）次，P < 0.001］，气胸发生率更低（13.3% vs. 36.6%，P = 0.037），穿刺时间更短［（24.90 ± 4.68）min vs. （29.93 ± 10.11）min，P = 0.02］，穿刺角度更大［19.50（7.75，41.00）°vs. 7.00（1.75，25.25）°，P = 0.04］，两组出血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481）。 结论 手机水平仪联合激光引导装置可有效减少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的同轴针进针次数，降低气胸发生率，缩短穿刺时间，且穿刺角度更大。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肝脏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CEUS LI-RADS）调整分类在≤ 5 cm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461个肝癌高风险的肝脏结节CEUS资料，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先参照2017版CEUS LI-RADS对结节进行分类，再根据以下两点进行调整：（1）动脉期高增强、开始廓清时间在45 ~ 60 s内的LR-M类结节重新判定为LR-5；（2）LR-4、LR-M类结节若合并AFP/DCP阳性则重新判定为LR-5。比较调整前后LR-5的诊断效能。 结果 379个HCC中，调整后LR-M类HCC占比从32.70%降至4.70%（χ2 = 97.367， P < 0.001），在肿瘤最大径总体组、≤ 3 cm组、3 ~ 5 cm组、0 ~ 2 cm组、2 ~ 3 cm组中，调整分类均显著提高灵敏度［（92.61%、92.41%、93.33%、90.30%、95.04%） vs.（62.27%、61.24%、65.56%、58.79%、64.46%）］、准确度［（90.5%、89.52%、91.84%、87.78%、91.60%） vs. （62.38%、60.38%、67.35%、58.89%、63.36%）］、AUC值［（0.766、0.742、0.842、0.752、0.726） vs.（0.630、0.586、0.765、0.594、0.572）］，阳性预测值达96%以上。 结论 CEUS LI-RADS调整分类在不降低阳性预测值的同时，显著提高了≤ 5 cm HCC诊断的灵敏度、准确度、AUC值，在≤ 2 cm病灶中同样适用，可为临床决策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微小核糖核酸（miR）-145、miR-934、甲胎蛋白（AFP）、胸苷激酶1（TK1）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收治的202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肝癌组，同期205例肝硬化患者作为肝硬化组，213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肝癌组根据术后3个月预后情况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分别为56例、146例。肝癌患者出院后每3个月随访一次，随访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或死亡。统计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比较肝癌组、肝硬化组、对照组、预后不良组、预后良好组及不同临床病理特征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miR-145、miR-934、AFP、TK1水平，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不同血清指标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患者不良预后的预测价值，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不同血清指标表达水平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总生存期。 结果 肝癌组血清miR-145水平明显低于肝硬化组和对照组，miR-934、AFP、TK1水平高于肝硬化组和对照组（P < 0.05），肝硬化组各指标水平介于肝癌组与对照组之间。TNM Ⅲ期、低分化程度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miR-145水平低于TNM Ⅰ—Ⅱ期、中高分化程度（P < 0.05）。TNM Ⅲ期、低分化程度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AFP、TK1水平高于TNM Ⅰ—Ⅱ期、中高分化程度（P < 0.05）。TNM Ⅲ期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miR-934水平高于TNM Ⅰ—Ⅱ期（P < 0.05）。预后不良组血清miR-145水平低于预后良好组，其余3项指标则更高（均P < 0.05）。ROC曲线分析显示，4项指标联合预测不良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97（95%CI：0.846 ~ 0.935），敏感度为83.93%，特异度为86.99%，优于任一单项指标（P < 0.05）。中位随访时间为35个月。生存分析显示，miR-145高表达组总生存期较长（HR = 0.669，95%CI：0.475 ~ 0.943，P = 0.022），而miR-934、AFP、TK1低表达组总生存期均较长（HR = 0.707，95%CI：0.506 ~ 0.987；HR = 0.700，95%CI：0.501 ~ 0.978；HR = 0.627，95%CI：0.428 ~ 0.917；均P < 0.05）。 结论 miR-145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低表达，miR-934、AFP、TK1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中高表达。四者与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不良预后紧密相关，且4项指标联合检测对原发性肝癌患者不良预后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可能为预后评估提供新的生物标志物组合。

目的 旨在整合超声影像组学、O-RADS（v2022）分类系统及临床危险因素，构建并验证一个智能诊断模型，以提高卵巢肿瘤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确性。 方法 采用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设计，纳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596例卵巢肿瘤手术患者，按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n = 418）和内部验证集（n = 178），并收集110例合肥市第一人民院患者作为外部测试集。模型构建包含3个核心组成部分：（1）从标准化超声图像中提取的12个影像组学特征；（2）3位医师盲法评估并达成共识的O-RADS分类结果；（3）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确定的临床预测因子（年龄、肿瘤最大径、CA125、HE4、绝经状态）。研究构建并比较了3种模型：单一O-RADS模型、临床-O-RADS模型以及影像组学-临床-O-RADS综合模型。 结果 联合模型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和外部测试集中的诊断性能均最优，AUC值分别为0.95、0.92和0.89（P < 0.05）。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证实，该模型在广泛的阈值概率范围内具有更高的临床净获益。特征重要性分析显示，影像组学特征在模型中贡献度最高（约60%）。 结论 整合超声影像组学、O-RADS分类及临床因素的联合模型能够显著提升卵巢肿瘤的术前鉴别诊断效能，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与临床实用性，为临床决策提供了客观、精准的辅助工具。

目的 探析Xα1型胶原蛋白（collagen type X alpha 1，COL10A1）、微小RNA（microRNA，miRNA）-21、miRNA-320c表达水平对胃癌腹膜转移及预后的预测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23年7月至2024年9月收治的120例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后采用门诊及电话随访形式随访患者预后结局，并根据是否发生腹膜转移分为腹膜转移组和无腹膜转移组；根据预后结局分为不良组和良好组。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COL10A1；采用qRT-PCR检测miRNA-21、miRNA-320c。对比腹膜转移组、无腹膜转移组临床特征、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对比不同预后胃癌患者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表达水平；采用Cox单因素及多因素对胃癌预后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采用ROC分析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对胃癌预后的预测效能。 结果 120例胃癌患者中，腹膜转移31例，无腹膜转移89例。腹膜转移组TNM分期高于无腹膜转移组（P < 0.05）。腹膜转移组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均高于无腹膜转移组（P < 0.05）。120例胃癌患者中，不良组42例，良好组78例。不良组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均高于良好组（P < 0.05）。Cox单因素显示，TNM分期、腹膜转移、淋巴结转移、COL10A1、miRNA-21、miRNA-320c与胃癌患者预后相关（均P < 0.05）；多因素显示，TNM分期、腹膜转移、COL10A1、miRNA-21、miRNA-320c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 < 0.05）。ROC曲线显示，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联合预测胃癌预后结局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89.45%、92.34%，AUC达0.921，高于COL10A1（P = 0.011）、miRNA-21（P = 0.023）及miRNA-320c（P = 0.015）单独诊断。 结论 血清COL10A1、miRNA-21、miRNA-320c在胃癌腹膜转移及不良预后患者中呈高表达水平，且上述指标为胃癌患者不良预后危险因素，联合应用对预后结局有着较高预测效能。

目的 明确在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增殖中，Yes相关蛋白（YAP）调控细胞糖酵解的分子机制，并寻找有效干预靶点，旨在为肺动脉高压的临床防治提供潜在靶点及实验依据。 方法 鞘氨醇-1-磷酸（S1P）刺激原代PASMC增殖，Western blot法检测YAP活性以及丙酮酸激酶（PKM2）蛋白水平，Seahorse能量代谢仪检测细胞糖酵解速率，乳酸试剂盒检测培养基中乳酸产量，BrdU掺入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S1P组的p-YAP水平明显降低，PKM2的蛋白水平明显升高，糖酵解能力和糖酵解容量明显增加，培养基中乳酸的产生量明显升高（P < 0.05）。采用YAP特异性siRNA沉默YAP可逆转S1P诱导的PKM2上调，以及糖酵解能力的增强和乳酸的生成（P < 0.05）。进一步，采用二甲双胍激活AMPK后可抑制YAP活性，进而逆转S1P诱导的PKM2的上调以及糖酵解的增强、乳酸的产生（P < 0.05）。最后，给予YAP siRNA转染、糖酵解抑制剂2-DG以及AMPK激活剂二甲双胍干预可逆转S1P诱导的PASMC增殖（P < 0.05）。 结论 S1P可通过YAP/PKM2/糖酵解信号通路促进PASMC增殖，而二甲双胍激活AMPK后可通过抑制该信号通路，从而抑制PASMC增殖。

目的 探讨血糖波动对hCMEC/D3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血脑屏障功能铜稳态的潜在影响。 方法 本研究以常规培养hCMEC/D3细胞，分为对照组（对照组，glucose 25 mmol/L培养4 d），葡萄糖浓度波动组（fluctuating glucose， FG 组，glucose 25 mmol/L培养8 h，glucose 55 mmol/L培养8 h，共培养4 d）；CCK-8法检测各组细胞的活力变化；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的形态；通过Transwell装置上室中构建细胞单层膜，每天监测细胞跨内皮细胞电阻值变化；通过苯酚红检测单层细胞的通透性；检测各组细胞内铜离子含量以及细胞内ROS水平；qPCR检测铜转运蛋白1（SLC31A1）、铜转运ATP酶β链（ATP7B）、细胞色素c氧化酶铜伴侣蛋白17（COX17）、抗氧化剂1铜伴侣蛋白（ATOX1）mRNA表达情况；Western blot检测SLC31A1、ATP7B、COX17、ATOX1、闭合蛋白-1（ZO-1）、闭锁蛋白（Occludin）、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1）表达情况。 结果 血糖波动组的细胞活力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对照组细胞生长状态良好，交织成致密网状，突触间相互连接；血糖波动组细胞生长受抑，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细胞间突触的连接减少；血糖波动组跨内皮细胞电阻值（TEER值）低于对照组（P < 0.05），苯酚红通透性实验结果表明血糖波动组单层细胞完整性被破坏，通透性升高（P < 0.05）；铜离子检测试剂盒（P < 0.01）和铜离子荧光探针（P < 0.05）均显示血糖波动组细胞内铜离子含量降低，血糖波动组细胞内ROS水平在第4天明显升高（P < 0.05）；qPCR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血糖波动组ATOX1、COX17、SLC31A1表达降低（P < 0.05），ATP7B（P < 0.05）表达增加；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血糖波动组ZO-1、Occludin、Claudin-1表达降低（P < 0.001）；SLC31A1、ATOX1、COX17表达降低（P < 0.05），ATP7B表达增加（P < 0.05）；免疫荧光检测SLC31A1、ATP7B表达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SLC31A1表达降低（P < 0.05），ATP7B表达上升（P < 0.001）。 结论 血糖波动可能通过诱导hCMEC/D3细胞屏障结构受损、增加细胞通透性以及诱发ROS累积等机制，破坏血脑屏障的结构与功能。这一过程可能与细胞内铜稳态失衡有关。

目的 构建基于临床数据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探讨影响生物反馈（BFT）治疗盆底痉挛综合征（SPFS）的疗效因素，为早期识别疗效不佳的患者指导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2020年6月至2025年6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胃肠外科接受1个疗程（10次）生物反馈的175例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资料。将数据集划分为70%训练集（n = 122）和30%验证集（n = 53），定义治疗后ODS评分下降> 50%且肛门肌电图排便模式正常化为疗效满意，根据疗效划分有效组（TE）和无效组（TIE）。通过单因素logistic回归、Lasso回归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逐步筛选特征变量，构建列线图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Calibrate校正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模型区分度、校准度、拟合度与临床价值。 结果 最终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肛门静息压、手助排便、使用泻药、使用灌肠、排便不尽感、患者满意度为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分别为0.959（95%CI：0.921 ~ 0.996）和0.971（95%CI：0.918 ~ 1.000），校正曲线显示出良好的校准度，Hosmer-Lemeshow检验表明，训练集和验证集的实际概率与预测概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DCA曲线和5折交叉验证均表明模型在0.1 ~ 0.8范围存在临床净收益。 结论 本研究整合了SPFS患者临床症状、检查等指标，对接受BFT治疗的疗效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有助于筛查高风险患者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目的 基于赋能理论框架探讨失能老年人赋能水平与其生活质量的关系，以及健康素养与自我效能在其中起的中介效应。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3月至2023年5月，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日常生活功能指数量表、中文版简化版老年人健康赋能量表、中文版生活质量量表、慢性病病人健康素养量表及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茂名市失能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构建并检验并行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313份，有效回收率为96.31%。313例失能老年人赋能水平得分为（27.47 ± 3.99）分；生活质量得分为（244.91 ± 102.98）分；健康素养得分为（83.21 ± 19.83）分；自我效能得分为（21.39 ± 7.26）分；失能老年人赋能水平、健康素养、自我效能和生活质量两两呈正相关（r值0.279 ~ 0.639，P < 0.01）。失能老年人赋能水平不能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但赋能水平可以通过其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其生活质量，效应值分别是0.065和0.113，并行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 失能老年人赋能水平、自我效能、健康素养及生活质量水平有待提高；失能老年人的赋能水平可通过提升其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促进其生活质量的提高。

目的 探讨尿酸/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UHR）、单核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HR）、25-羟维生素D ［25（OH）D］水平对2型糖尿病（T2DM）下肢动脉血管病变（LEAD）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患者166例，T2DM患者根据有无合并LEAD分为T2DM合并LEAD组（82例）和T2DM非LEAD组（84例）。比较两组一般资料、生化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T2DM患者发生LEAD的影响因素，Pearson相关性分析UHR、MHR、25（OH）D与其他生化指标的相关性，构建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T2DM合并LEAD的诊断价值。 结果 T2DM合并LEAD组患者男性占比、年龄、病程、尿酸、单核细胞计数、UHR、MHR均高于T2DM非LEAD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25（OH）D低于T2DM非LEAD组（P ＜ 0.05）。Pearson相关分析UHR与25（OH）D、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呈负相关（P ＜ 0.05），与血肌酐、单核细胞计数呈正相关（P ＜ 0.05）；MHR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呈负相关（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病程、UHR、MHR、25（OH）D是T2DM患者发生LEAD的独立危险因素，校正性别、年龄、病程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UHR、MHR、25（OH）D是T2DM患者发生LEAD的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UHR、MHR、25（OH）D水平诊断T2DM合并LEAD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22、0.774、0.784（P ＜ 0.05），三者联合诊断的AUC为0.927（P ＜ 0.05），经Bootstrap内部验证，校正后AUC为0.921。 结论 UHR和MHR、25（OH）D水平是T2DM患者发生LEAD的影响因素，三者联合可提高T2DM患者并发LEAD的早期诊断效能。

目的 比较药物洗脱支架（DES）与药物涂层球囊（DCB）治疗GLASS 3级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3年12月在广东省中医院接受介入治疗的104例GLASS 3级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临床资料，其中52例行Eluvia药涂支架治疗（DES组），52例行紫杉醇药涂球囊治疗（DCB组）。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6、12、24个月的一期通畅率、免于临床相关血运重建（CD-TLR）率，观察死亡、截肢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 结果 10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Kaplan-Meier曲线显示DES组和DCB组术后6、12、24个月的一期通畅率分别为（94.1% vs. 94.1%、84.3% vs. 74.5%、76.3% vs. 54.9%），Log-rank检验显示两组术后一期通畅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30）。DES组和DCB组术后6个月免于CD-TLR率一致（98.0% vs. 98.0%），术后12、24个月DES组免于CD-TLR率高于DCB组（92.2% vs. 84.3%、86.1% vs. 66.7%），Log-rank检验显示两组免于CD-TLR率的生存曲线分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23）。两组术前、术后6个月AB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ES组术后12、24个月ABI均高于DCB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33、0.003）。DES组术后24个月Rutherford分级较术前改善≥ 2级者占比为72.0%（36/50），显著高于DCB组50.0%（25/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24）。 结论 对于GLASS 3级股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DES的中期临床疗效优于DCB治疗。

目的 探讨并比较视觉-失语-忽视评估（VAN）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在急诊科环境下对急性大血管闭塞（LVO）缺血性脑卒中的早期识别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就诊的189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由两名经过培训的急诊医师（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根据急诊病历记录，在未知晓血管影像结果的情况下，独立、回溯性地完成VAN与NIHSS评分，若评估不一致，则经协商达成共识。以头颈CTA或MRA作为诊断LVO的金标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VO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两种评分方式对LVO的诊断评估效能。 结果 纳入189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经金标准（CTA/MRA）检测确诊大血管闭塞91例（48.15%），其中，前循环LVO者59例（64.84%），后循环LVO者32例（35.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心房颤动等混杂因素后，VAN评分阳性（OR = 12.541，95%CI：4.800 ~ 32.766，P < 0.05）与NIHSS评分（OR = 1.319，95%CI：1.115 ~ 1.561，P < 0.05）均为LVO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NIHSS评分诊断LVO的曲线下面积为0.863（95%CI：0.805 ~ 0.921），以最佳截断值10分为标准时，其敏感度为82.42%，特异度为87.76%，阳性预测值为86.21%，阴性预测值为84.31%；VAN评分诊断LVO的曲线下面积为0.857（95%CI：0.799 ~ 0.915），敏感度为84.62%，特异度为86.73%，阳性预测值为85.56%，阴性预测值为85.86%，经DeLong检验，二者曲线下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 = 0.166，P > 0.05）；对于前循环LVO，VAN评分的诊断效能（AUC = 0.851，95%CI：0.795 ~ 0.908）高于NIHSS评分的诊断效能（AUC = 0.760，95%CI：0.682 ~ 0.8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2.013，P < 0.05）；对于后循环LVO，NIHSS评分的诊断效能（AUC = 0.839，95%CI：0.766 ~ 0.912）显著高于VAN评分（AUC = 0.618，95%CI：0.512 ~ 0.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3.814，P < 0.001）。 结论 VAN与NIHSS评分均为LVO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可有效评估急性LVO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且VAN评分对前循环LVO的识别效能更优，而NIHSS评分对后循环LVO的识别效能更佳。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老年骨质疏松（OP）女性高残余胆固醇（RC）风险与甲状腺激素的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60岁以上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老年OP女性住院患者共937例。正常RC水平组703例，为RC水平下3个四分位数，高RC水平组234例，为RC水平上四分位数。检测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血脂及甲状腺功能指标。计算FT3/FT4比值、甲状腺反馈分位数指数（TFQI）、促甲状腺激素-甲状腺素抵抗指数（TT4RI）、促甲状腺激素指数（TSHI）及RC。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探讨老年OP女性高RC的危险因素及其与甲状腺激素敏感性的关系。 结果 （1）与正常RC水平组相比，高RC水平组TG、TC、LDL-C、FT4、TFQI、TSHI增加，HDL-C、FT3/FT4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TFQI、FT3/FT4比值为老年OP女性高RC的风险因素［OR分别为1.50（95%CI：1.04 ~ 216）、0.02（95%CI：0.00 ~ 0.76），P < 0.05］。（3）TFQI分层显示，其水平升高时，高RC风险也增加，而第3层中TFQI每升高1个单位，高RC风险增幅最大，达2.28倍，OR为2.28（95%CI：1.47 ~ 3.5），P < 0.05。（4）RCS分析发现TFQI与RC含量间呈倒U型相关，截点为0.304，与高RC风险也呈倒U型关系，当TFQI ≥ -0.021且≤ 0.772时，高RC风险增加。 结论 甲状腺激素敏感性受损是老年OP女性高RC的危险因素，TFQI与RC含量及高RC风险呈倒U型相关。

目的 探讨司美格鲁肽对男性肥胖相关继发性性腺功能减退（MOSH）及单纯性肥胖患者性腺功能的影响差异。 方法 纳入37例肥胖［体质量指数（BMI）≥ 28 kg/m2且腹围> 90 cm］男性患者，根据总睾酮水平分为MOSH组与单纯性肥胖组。所有患者接受为期24周的司美格鲁肽干预。比较两组治疗前后国际勃起功能指数-5（IIEF-5）评分、性激素水平及精液参数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BMI、腹围及内脏脂肪面积均较基线显著下降。MOSH组患者IIEF-5评分、总睾酮水平及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均显著升高（P < 0.05），而卵泡刺激素（FSH）与黄体生成素（LH）水平无明显变化（P >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MOSH组总睾酮升高幅度与内脏脂肪面积减少幅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406，P = 0.013）。单纯性肥胖组仅LH水平较治疗前下降（P < 0.05），其余性腺功能及精液参数均无明显变化（P > 0.05）。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基线总睾酮基线水平是治疗后总睾酮变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结论 司美格鲁肽可有效改善MOSH患者的性腺功能及精子质量，但对不伴性腺功能减退的单纯性肥胖男性患者性腺轴影响有限。司美格鲁肽有望成为MOSH患者的潜在治疗选择。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肌筋膜触发点针刺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2023年1月至2024年8月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麻醉科接诊的112例原发性痛经患者进行研究。以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各56例。对照组给予布洛芬颗粒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超声引导下肌筋膜触发点针刺。比较两组疗效、疼痛强度、痛经症状、子宫微循环情况、血清疼痛介质水平。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4.64%，高于对照组的80.36%（P < 0.05）。治疗后，两组简式McGill疼痛问卷（short form McGill pain questionnaire，SF-MPQ）得分、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得分、血流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RI）、搏动指数（pulsatility index，PI）、收缩期峰值/舒张期峰值（systolic/diastolic，S/D）、前列腺素E2、P物质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 < 0.05）。治疗后两组β-内啡肽水平均升高，且观察组更高（P < 0.05）。 结论 超声引导下肌筋膜触发点针刺联合常规西医治疗可显著提升原发性痛经的临床疗效，缓解疼痛、改善子宫微循环并调节疼痛相关血清介质。

目的 探讨经皮穴位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TEAS）手环对于日间宫腔镜手术患者术后恶心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PONV）的预防效果。 方法 选取2024年5月至2025年8月在医院行日间宫腔镜手术的患者25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25例。观察组从术前30 min开始佩戴TEAS手环，持续刺激单侧内关穴，6 h后取下。对照组同样佩戴TEAS手环，但不进行电刺激。术后分别在麻醉恢复室（PACU）即时和6、24、48 h进行观察随访，记录两组PONV的发生情况及严重程度、疼痛评分、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补救性止吐药使用情况及TEAS相关不良反应。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术后48 h内PONV总发生率显著降低（32.77% vs. 51.24%，P < 0.01），该优势主要体现在术后6 h内，此阶段观察组PONV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1），6 h之后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术后离开PACU时至6 h的呕吐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05），其余时间段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较对照组缩短（P < 0.01）。两组患者术后各时间段NRS疼痛评分和术后补救性止吐药物使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发生TEAS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可穿戴TEAS手环可以安全有效地预防日间宫腔镜手术患者PONV，缩短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有助于术后快速康复，在日间手术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他克莫司（TAC）是肝移植（LT）术后的核心免疫抑制药物，但其治疗窗狭窄，且药代动力学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及个体内变异，导致血药浓度易偏离目标范围，精准给药难度大。近年来，随着治疗药物监测（TDM）的广泛应用，基于TAC血药浓度的个体化治疗策略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系统综述成人肝移植受者TAC个体化给药的最新研究，重点探讨了药物基因组学、群体药代动力学（PPK）和机器学习（ML）等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与发展现状，并对比分析不同建模策略的优势与局限。研究表明，基于模型的精准给药（MIPD）工具不仅可显著提升血药浓度预测准确性，还能生成个体化给药方案，有助于优化肝移植患者的治疗效果与改善长期预后。